文革是疯狂愚昧的时代，是荒唐透顶的闹剧

大串联，作为文革时期独具特色的活动与称谓，堪称史上独一无二的荒诞剧。

自文革之火在北京蔓延开来，便因“内外有别”等禁令而暂时熄灭。尽管“造反”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众多活跃分子仍旧机智地穿梭于各校之间，共享着相似的遭遇与相近的见解，这些因素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诸多省份亦然，众多学子自认其行径与报章所宣扬的“中央精神”相契合。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怀揣着探寻“真理”的信念，相聚一堂，意图向“党中央、毛主席”讨个公道。为求得支持，他们四处奔走，广泛联络，由此各省之间得以相互串联。

中央文革小组密切关注着各地的动态，迫切期望有人能够将北京的革命火焰播撒至全国各地。外地来京的师生群体，为中央文革小组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1966年8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策划下举行的一场“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中，陈伯达对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同时借助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敦促他们独立自主地推进这场运动。

在与外地师生频繁交流的过程中，北京师生目睹了上访者愤怒的控诉与泪流满面的求助，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强烈冲动。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推动下，北京的学生，起初以红卫兵的身份，被一批批送出校门，送往北京之外，开始了“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征程。他们以“破四旧”为己任，四处“煽风点火”，并以支援各地“战友”的名义，向全国各地扩散影响。

北京学生的“造反精神”，被当地学生看作是“首都精神”、“中央精神”，甚至觉得就是“代表毛主席”，以至北京人的言语行动构成了当地运动的一个核心，并与当地学生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量。

北京学子赴外地交流，掀起一股强劲的京城风潮，导致全国范围内多项活动遭遇尴尬。王任重对于北京大学学生赴天津引发的风波表示强烈不满。他质问道：“北大学生真的了解天津吗？！他们难道不相信中央的决策吗？！”

陶铸也为此写信给北大文革委员会负责人聂元梓，并将新建刊载在《新北大》上，广为分发，但收效甚微。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亲切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万红卫兵以及革命师生。在此次会上，全国大串连正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紧接着，九月五日，发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自此，全国大串联这一活动形式以文件形式得到了官方的确认与肯定。

起初，自北京出发进行串联的群体，主要由那些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遭受冲击的红卫兵组成。在这群人中，不乏掌握本单位领导权的成员。因受到批判，他们纷纷结成帮派，对所在单位的运动不再过问，纷纷离校外出，相互串联。

另一方面，随着对立势力的消弭，文革初期因家庭背景等因素而长期遭受压抑的人群，突然感到曾经束缚他们行动自由的禁令不攻自破。于是，他们纷纷设法获取免费乘车证，融入了原本受限的外出行列之中。

在此背景下，全国范围内按照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特意设立了串联接待站点，以统一管理各地前来串联的人员。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大中小学，纷纷敞开校舍之门，教室内的桌椅被整齐堆放，地上铺设竹席，形成一条条连绵的通铺。随着人流量的急剧上升，机关和单位也纷纷腾出场所，开设了新的接待站。街道办事处更是将那些被驱逐出京的居民空出的房屋加以利用，作为接待站。此外，还配备了专人负责烹饪饭菜，并管理好串联人员的免费食宿问题。

借款催收通知

大串联免费餐卷

红卫兵介绍信及免费票

身为“毛主席的贵宾”，莅临北京的红卫兵们享受了特殊礼遇，他们每人手握一张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的乘车证，且可免费游览公园等娱乐设施。这些受到毛泽东亲自邀请的“贵宾”将“有幸一睹毛主席风采”视为“此生无上的荣幸”。

长征队在天安门合影

全国大串联的浪潮愈发汹涌，然而众多参与者却缺乏明确的“革命目标”，他们在全国各地游历。在那个时代，旅游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许多人终其一生未曾踏出过故乡的边界。趁着大串联的契机，他们怀着满心的好奇，纷纷奔向心中向往已久的目的地。全国的名山大川之间，串联的人群络绎不绝。为了接待这些串联者，广州市不得不在公园内搭建起临时的大棚，以供他们栖身。而参与串联的众人，手持通行证，可以免费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自由穿梭。

随着人员流动需求的不断膨胀，有限的交通工具显得力不从心，中国交通运输领域迎来了载运量前所未有的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上轮船，尤其是火车的超载现象已达到了令人堪忧的临界点。

这节火车车厢本就超员逾百，却能容纳多达二三百名乘客。车厢内部，由两排三联座和两排二联座错落拼接，仅几平方米的空间便挤满了近三十位旅人。茶几上、椅背上、行李架上、走道上乃至椅子底下，无不挤满了乘客。如需使用洗手间，不得不从他人的肩膀上跨越而过；而上下车时，则需频繁地穿梭于车窗之间。甚至车门踏板和车厢顶部，也成了乘客们的临时栖息地。

夜幕降临，那些倚靠在车门踏板上沉入梦乡的人们，往往因肌肉松弛而意外跌落车外。而那些夜宿车顶的旅人，更有甚者在翻滚中不幸跌入车底。更有一些准备不周的旅客，在穿越隧道时被强风吹倒，命丧铁轨。当火车超载驶入无人下车的车站，车厢内外的情绪对立愈发激烈。站台上等候的人群纷纷投掷石块，撞击玻璃窗，企图破窗而入。那些几日几夜未能挤上车的旅客，便利用车站的水龙头向车内喷水，直至火车启动。最不幸的莫过于那些购票上下车的真正乘客，他们不得不承受如学生串联般的考验。

海轮的载重量受到严格的规制，然而，因登船时的混乱与拥挤，实际登船人数与所持船票人数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一状况不仅导致船舱被迫统一使用，床铺亦随之成为公共设施。由于超载现象严重，轮船往往无法按计划启航。全国各地的交通线路陷入了无序状态。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生串联的目的并不是单一地游玩。最早出外串联的红卫兵大部分是“破四旧”时的“闯将”。他们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战场上的战士，冲锋、陷阵成了他们行动的唯一目标。他们不仅串联到哪里，就参与那里的揪批“黑帮”的斗争，而且把“破四旧”中应用自如的打人特技传带到各地。同时，看到名胜中有“破四旧不彻底”的地方，便挥起皮带，噼里啪啦地再破一遍。

自然，那些抵御不住诱惑的“红卫兵战士”也难以幸免。在他们囊中羞涩之际，便以“破四旧”为借口，见物即取，使得所经之地陷入一片狼藉。各地官员不敢加以约束，甚至担心招待不周，招致灾祸，毕竟触怒红卫兵便等同于“破坏革命”，其后果不言而喻，只能自食其果。

红卫兵所至之处，无不引发一场场热烈的大鸣大放、张贴大字报、开展大辩论的浪潮。

在大串联运动中，乘车串联成为了主流方式，而徒步串联则作为一种伴随形式应运而生。

1966年八月中旬，天津市的部分师生率先开启了步行串联的创举。紧接着，在八月二十五日，大连海运学院的十五名学子，手持“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鲜艳旗帜，历经近一个月的艰难跋涉，行程两千余里，抵达了北京。

“大串联，这一形式，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智慧与创造力的光辉体现。”

“摒弃了火车与汽车的便利，选择徒步跋涉进行大串联，这无疑是一次颇具意义的创新之举。”

“愿各地的革命青年学子，在自愿参与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亦能效仿此行。”

红卫兵唱语录歌，赴韶山。

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的代表，曾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向北京的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你们此举，意在深入开展大辩论、大批判、大改造；以更充沛的力量投身辩论，以更坚定的信念进行批判，以更昂扬的姿态进行改造。”

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之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响应步行和骑自行车串联的红卫兵热潮。一支支被冠以“长征队”名称的红卫兵串联队伍，如同潮水般在中国大地上涌动。正如他们引用的语录所言，这被称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众多学生亦决定效仿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壮举，进行一次实际的行军演练。

太原工学院的十三位英勇革命小将毅然踏上徒步进京的征程，他们自太原启程，历经十四个日夜的跋涉，终于在11月8日抵达了天安门广场。

尽管徒步串联的规模有所扩张，然而，由乘车串联引发的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运输压力，却并未出现任何缓解迹象。与此同时，因外出串联导致学校空荡、寂寥，使得原本以批判“黑帮”和“走资派”为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沦为空谈。为将注意力聚焦于刘少奇，并恢复学校表面上热烈的“文化大革命”氛围，中央文革认为，紧急动员各地串联师生返校参与运动，已成为当务之急。

为此，北京红卫兵以及大连海运学院的“长征红卫队”等团体，于11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共同举办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本单位誓师大会”，并在会上正式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本单位倡议书》。

十一月底，中央发布停止串联的指示。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到车站、码头，到处都张贴了公告，敦促身处外地的串联人员速归各自单位，参与“文化大革命”。尽管如此，那些尚未尽兴的学生们，难以平复那颗嬉戏未央的心，他们想尽办法，通过交换车票等手段，依旧朝着各自既定的串联目的地前进。

随后，各地纷纷展开了一场更为强劲的返校动员。官方明确指出，这仅是首次串联活动，明年春暖花开之时，还将举行第二轮串联。在此背景下，遍布全国各地的接待站点纷纷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以遏制串联活动的继续蔓延。分布在全国的串联学生，也纷纷开始向各自的母校汇聚。

1966年，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支长征队伍，正踏着坚定的步伐，穿越山谷，朝着延安的方向奋勇前行。

至1966年年底，除了少数学生仍旧坚持实施他们的宏伟步行串联计划，以及那些分散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联的学生之外，绝大多数串联师生已返回各自学校。然而，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沪定桥以及延安等地，以及大寨，依旧人潮涌动，拥挤异常。再加上天气严寒，食宿和交通的安排变得极为艰难，给当地接待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社会生产也因此陷入停滞，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通知：全国长途步行活动暂停。各地拒绝接待串联人员。

“毛主席的故乡，‘全无敌长征队’的娘子军们，踏步行走前往韶山，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经过遵义，最终抵达延安，进行串联活动。”

新疆串联队

1967年2月27日夜晚，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领导人亲切接见了来自北京红卫兵“三司”驻外地的联络站代表。陈伯达发表讲话道：在红卫兵运动的早期阶段，串联活动一度起到了煽动情绪的关键作用，功不可没。然而，随着各地造反派势力相继崛起，若继续滞留原地，恐生负面影响。因此，外地联络站应一律予以撤回。中央文革小组所倡导的串联活动，其历史使命已圆满完成。

1967年3月19日，中央决定：暂停全国范围内的串联活动，并撤销原计划于春季进行的串联安排。望各级领导对学生及民众进行妥善说明。张贴全国通知。

串联的链条并未就此断裂，不过其范围正逐步缩小，参与人员也日渐减少。至于何时串联会完全落幕，何时才算是串状真正告一段落，这实难确切界定。